一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达拉特旗青达门红色革命教育中心正在紧锣密鼓的布展之中。青达门，是由梵文“青达牟尼”音译而来的，意为“如意宝塔”。从中国地图上看，青达门位于黄河几字湾内，更精准一点儿，是在“几”字头正中的下方。这里距离黄河几十公里，属丘陵山区，当地俗称梁外。1937年，这里建立了达拉特旗第一个中共地下党的组织——川西党小组。此后随着党员队伍的发展，经伊克昭盟工委批准，这里还建立过党的地下区委。展厅中有一尊双人半身铜像格外引人注目，他就是达旗早期的共产党员杨培森和妻子郝玉珍。文字介绍说：杨培森（1911-1997）。内蒙古达拉特旗人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担任青达门地区合同沟党支部书记，长期开展地下斗争。1945年被捕入獄，历经敌人的严刑拷打，身染重疾，九死一生，1946年获释。1947年在“三边保卫战”中任民兵担架队长，妻子郝玉珍(1916—2013)携带三个孩子在鄂旗石炮井至靖边南老山，冒死掩护丈夫。1949年后任达拉特旗工委委员。建国后任达拉特旗公安局副局长、人民政府副旗长。杨培森的三儿子杨建光，珍藏着一本《伊盟革命斗争回忆录》，其中有他父亲的回忆录——《创业难》。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80多年前杨老投身革命，历尽苦难初心不改的心路历程。二杨培森1911年出生于达旗梁外耳字壕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兄弟姐妹9个，儿子中他最小，排行老六，参加革命前杨六就是他的大名。他上过几个“冬学”，算是农村中的识字人。为了养家糊口，躲避土匪祸害、保甲欺压和苛捐杂税，1934年，24岁的杨培森携妻带子，把家搬到了黄河滩上的大树湾福正营子，给一家地主开荒种地。风调雨顺时，辛苦一年下来，交完租子还能勉强度日。遇上黄河泛滥，辛苦一年颗粒无收，走投无路时只能再回梁外。1937年，日本人渡过黄河后，杨培森和众多贫苦农民一样，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这一年，受邻村一个进步青年的引导，杨培森参加了抗日救国会。1938年，28岁的杨培森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初春时节，他几经周折，找到了在青达门走村串户当石匠的杨柱。后来得知，杨柱是1935受河套特委委派，回到家乡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的，时任地下党区委书记。杨柱把他领到了村外的一个小山头上，长谈了半天。从杨柱的口中，杨培森知道了共产党的纲领、性质和任务。他向杨柱表达了自己想参加共产党，和大伙一起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愿望。杨柱听了非常高兴，当即表态：“从现在起，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！并且由你担任川(罕台川)东党支部书记。毎月或者毎季要徼点党费，根据你的经济情况，徼多少都行。”随后，杨柱又详细的告诉他工作中应该怎样保密，怎样发展党员，特别是怎样在抗日救国会员中发展党员。一次见面，半天长谈，杨培森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。返回村里的他不露声色，仍然精心耕种着那份土地。然而，他的心中有了大目标，身上仿佛有了使不完的劲儿。他一边种地，一边做着党的工作。他秘密发展了刘三虎、石维虎、杨海明、郝三、崔生、郝永胜、刘德明等十几名共产党员。及时把抗战中社会上各种人的动态、国民党军队近况等向杨柱汇报。同时还发动群众，开展抗粮、抗捐、抗差、抗抓丁斗争。三根据革命斗争发展需要和上级指示，1941年初，杨柱责成杨培森挑选人员赴延安民族大学学习。正月初九启程，杨培森、郝永胜、刘德明和河套地区的地下党员们一道，徒步十几天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。宝塔山下，延河水边，杨培森在这里开阔了视野，增长了才干，还多次聆听了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讲话。1942夏天，国民党再次掀起了反共高潮，河套地下党组织被破坏，包头县地下党组织撤出，一个时期内中央很难掌握这一地区的情况。为此，西北局的领导专程来到民族学院，找到了杨培森和河套学员蔡正清，希望他俩立即停止学习，潜回故乡，以“躲兵”的名义，找个揽工受苦的地方。能进河套就进河套，不能进河套就在伊克昭盟一带隐蔽下来活动，搜集到情况后就到设在定边的三边地委汇报，组织发展暂时停止。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”，杨培森和蔡正清立即行动，告别延安，一路向北，同行的还有西北局为他们买的一头秃耳朵毛驴。途中为了少惹麻烦，他俩专门选择远离人家的草地行走。饿了，从驴背上取下锅，拣点干沙蒿或干牛粪就地做饭。困了，找个低洼避风的沙滩，铺点行李躺倒就睡。然而，晴天好过，雨天难熬。有一天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衣服、行李都被雨水洗出来了。没办法，他们摸黑找到一家人家的院子，在屋檐下躲了半夜雨，没等天明就悄悄地走了。还有一天，他们夜宿在鄂托克旗一个叫嗯共山的地方，夜深人静时，四周忽然传来了凄厉的狼嚎声，杨培森从来没见过狼，心里十分紧张。他捅了一下蔡正清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咱们今天不会让狼群吃了哇？”蔡正清似乎胸有成竹，他笑着说：“草滩上那么多牛马，还能轮到吃咱？你别听它一片嚎叫声，实际只有两三只狼，他们是在不同的方向遥相呼应，制造恐怖气氛咋唬牲口。”这时，他们听到了不断传来的马嘶和牛嚎声。原来，草原上的大牲口遇到险情时，有集体自卫的本能。透过朦胧的夜色，他们看到牛马分别集合成两大群，严阵以待准备迎战恶狼。过了一会儿，狼嚎声听不见了。风餐露宿半个多月后，杨培森和蔡正清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——鄂托克旗赤劳图。他俩都给一家牧主揽工，一个放羊，一个种地。这一年的除夕夜，他俩是在黒古隆冬的羊圈房度过的，但他们的心里却非常快活，因为他俩不但能扎落下来，还领到了当地的“良民证”。第二天是1943年的大年初一，他俩谎称回家过年，向北走了几里地后又向南折返，此行是去三边地委汇报工作。四为了便于长期隐蔽活动，1943年冬天，经组织批准，杨培森和蔡正清把老婆娃娃都搬到了定边与宁夏接壤的盐池，以职业打盐人为掩护，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三边地委安排杨培森和刘德明(杨培森发展的党员，曾一同去延安)到达拉特旗工作。路条上写着：杨伟(杨培森的化名)、刘占斌(刘德明的化名)赶牛车两辆，前往包头卖碱。回到家乡的杨培森和刘德明，马上与杨柱秘密见面，他们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，商定等贺龙的部队打开包头后，立即组织游击队，解放达拉特旗。然而，几天后杨培森和刘德明突然被捕了，从此开始了将近一年的牢狱生活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原来是有人发现刘德明早上起来跑步，认为这不是老百姓的习惯，怀疑他这几年在外面参加了八路军，一起回来的杨培森当然也脱不了干系。侥幸的是当晚由于岗哨不够，把他们关在了一个屋子里。他俩分析，敌人虽然怀疑，但没有证据。于是他俩设想了敌人可能提出的一切问题，统一口径。随后敌人逐级提审，严刑拷打，他俩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揽工受苦的。无数次的提审过后，敌人无可奈何，便将他俩关押到了绥远省的集中营里。杨培森后来听说，刘德明逃出去了，而浑身伤病、九死一生的他也终于熬到了获释的那一天。获得自由的杨培森，急切地要找到组织，找到他的直接领导——三边地委。他爬上了开往包头的火车，但因无钱买票，又被推了下来，只好沿着铁道一路西行。天黑了，投宿在一个的老乡家里，在他的恳求下，他把身上唯一还算可以的毛背心给了老乡，老乡帮他凑够了买火车票的钱。历尽艰辛的杨培森，终于回到了三边地委。像走失的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杨培森尽情地诉说着自己一年来的遭遇和他知道的其它情况。在这里他还意外地遇到了从绥远集中营逃出来的、生死与共的战友刘德明。杨培森心中的日历永远铭记着那一天：1946年12月31日。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，杨培森又投入到了险象环生的地下工作之中……五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，都应该有一个了不起的女性。杨培森的妻子郝玉珍一生默默无闻，却尽其所能扶助了丈夫的亊业，倾其全力操持了七个子女的大家庭。杨培森和郝玉珍育有四女三男，其中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1949年前出生的。这个时期的杨培森，大都是颠沛流离、居无定所，还有一年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的，妻子郝玉珍的压力和辛劳可想而知。杨培森回忆录中有一段话，为我们再现了他们家1948年夏天的一幅迁徙图：离开牧区，进入农区，我们讨吃连一点也要不出来了。农民都遭了灾，他们自己也没吃的。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动身，我挑着一副担子，十二岁的二女儿挑着一副担子，妻子和大女儿轮流背着出生半年多的大儿子（笔者注，三女儿应该是自己跟着走的）。晚上我们睡得很早，为的是趁太阳晒热的沙土还没有冷，能在野地里暖暖和和地睡觉……六杨培森的七个子女中有两个工作生活在达旗，一个是三儿子杨建光，一个是四女儿杨慧英，现在都已退休。杨建光是1953年出生的，父母在世时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，我们听听他对父亲的印象——父亲是离休干部，医疗费实报实销。母亲身体不好，常年离不开索密痛，想让父亲开药时捎带上点，但父亲一口回绝：我是实报实销，你吃药自己花钱去买。杨建光说，但我还是从心中感谢父亲——革命成功了，糟糠之妻仍然不离不弃。说到父亲与自己，杨建光印象深刻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参加工作时，父亲对我约法三章：一是不能贪占公家的便宜。二是同事之间不能一团和气，不然不能开展批评。三是蒙古族是自治区的主体民族，要搞好与少数民族同事的团结。我在粮食系统工作多年后，旗委决定提拔我为粮食局副局长，被父亲知道了。组织部长上门慰问时，他严肃认真地对部长说，杨建光，他还不够条件。当时我对父亲很有意见，心想你不帮牤也就算了，为甚还要帮倒忙？妹妹杨慧英是下乡知青，回城时被分配到手工业系统的鞋业社，想让父亲出面帮她换个单位。父亲的回答很干脆：手工业单位就挺好，不能变，我也不给你跑。七遥想1938年的那个早春，眺望青达门小山头上的那两个人，他们没有鲜红的党旗，没有铿锵的誓言。然而，在我心中，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！他们的誓言，在历尽苦难的跋涉中；他们的誓言，在九死一生的监狱中；他们的誓言，在功成名就后的清廉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