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块钱逼倒英雄汉。”这句话我理解特别深刻。我们家曾经七口人（常住人口实际八人，二姨伺候病重的母亲、务俟最小的四弟、管理我们姊妹四人及营务全家的事情、做一日三餐的饭菜，完全属于家庭固定成员。）过年仅有十元钱，这是真实的经历。1971年春节，是我一生最难忘也是最想忘记的年。过年的十元钱是党组织照顾我母亲困难党员的一笔钱。因为我母亲1970年农历三月，生我四弟时衣胞迟迟下不来，多次从鬼门关逃回来，落下终身病根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们家曾是村里非常殷实的人家。父亲是受人羡慕的亦工亦农的上班族（拖拉机手），挣的工资，穿的工作服，吃的供应粮，享受医保。母亲是受人尊重的共产党员，还是经过北京师傅教授的裁缝。母亲虽然是文盲，个儿也不高，但为人处世精明强干，身体结实，精力旺盛，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业余时间做点裁缝营生，一年四季总没有空闲。尤其到了傍年腊月，亲戚邻居求她做衣服的踏破门槛，我们小孩子心里烦的要死，可她从来不怨不恼，总是连明昼夜不声不响，做着做着做着……我从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的又是什么时候起的，只要一睁眼，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。所以，村里有的小伙伴说夜里起来黑灯瞎火怕鬼，我们就没有这一说，只要醒了，母亲肯定在做营生。1970年对我们家是个年馑，发生了好多的变故。父亲从旗县被下放到大队，凤凰落架不如鸡，老虎下山被狗欺。正月，疼爱我们的奶奶病世，我们孙辈失去了呵护受宠的唯一靠山；三月母亲死里逃生，彻底把我们这个家拖入穷困沉衰的境界……春季开始，大哥和我上学被叫停。开始，我没有任何不适应和顾虑想法，倒是有几分安宁和惬意，因为恰逢文革高潮，在校念书谁也学不到甚，念不念书也就无所谓了。没想到父亲为了尽快摆脱拉破窝的困境，同时也惩罚大哥和我不珍惜上学的机会，便把村里放乳牛（还有几头毛驴）的任务给我大哥揽下来，我也就成了自然的打伴子的。春夏秋短短的三季，使我尝到了岁月的苦涩，生活的苦难，生存的苦累，前途的苦荒。1970年腊月，母亲生活能完全自理了，父亲已然适应了大队甚至小队（生产队）的环境和领导，时不时还能哼唱几声。更珍贵的是以我母亲党员身份的名义照顾了十块钱，那才是雪中送炭呀。为此，我的父亲总希望我们子女都要积极靠近组织，争取早日入团入党。因此，我大哥早早地入了团，我也先后入团入党，并且还参加了工作。后来，他又接着送我当时很不爱听的两句话:一是不要骄傲自大，不要头大不要翘尾巴；二是违法的不做，反胃的不吃。因为我明明理解父亲起初让我们像母亲一样入党，就是争取受到照顾，说白了就是多得到些便宜。至于以后的告诫纯粹是属于追加的内容，因此认可不认可都行，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忠言逆耳！五十多年过去了，照顾我母亲的那十块钱，我们大一点的三兄妹（大哥、我和妹妹）应该还清楚地记得是如下分配的：最大的一笔开支是给我二姨花了三块来钱买了一双捆带带布鞋，六七毛钱给我大哥买了一对厚洋（线）袜子，七八毛钱买了一斤散白酒，剩下的钱买了贴对联的红纸，糊窗户（祭祖）的麻纸，年画、炮仗（麻雷、二红连、鞭炮等）卫生香、调料等用了一部分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还购置了我母亲无比钟爱的一个有白毛女图案的大瓷茶盘。全家人挖掘老底底，普遍挂了新面面，二姨给我们小一点的从头到脚洗干净，喜喜乐乐地过了个翻身年。十元钱完完全全花在了刀刃上，既有重点，又有全面；既照顾了面子，又考虑了里子；既为孩子购置了过年放炮除岁的物品，也为父亲打闹了一顿消魂解愁的醪糟（烧酒）。过了大年，我母亲身体硬朗了一些，我二姨得到解放，可以安顿妥帖抽空回一趟娘家了。又过一年，因为她在我们家落下了好乡评，嫁到了我们村善良勤实的人家，与我们的母亲亲密无间，平静地陪伴她走完了曲曲折折的一生。与父母及我们姊妹几个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半个多世纪已过去，一眨眼仍若昨天。我在母亲的坚持下重新回到了学校，高中毕业考试参加了工作。大哥已经错过了上学机会，又继续放了一年牛，转年成了强劳力，和父母共同挑起家庭的重担，二十周岁成家生活。弟弟妹妹于改革开放后相继成家立业，生活过的温饱有余，滋润殷实。五十年前的十块钱（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千，也就是好点人家的烟花爆竹钱。）却给了我们家无限的力量和巨大的鼓舞，给了我们家憧憬的曙光和美好的向往，鼓起了我们的生活意义和生存的勇气。确确实实了不起！